阅读提示:随着纪录片《福缅科:历史发明家》在网上热传,牵涉出一个事关重大的命题——西方对西亚、埃及、希腊、罗马、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文物,是否有大量伪造?
记者|姜浩峰实习生|袁奕聪
最近,纪录片《福缅科:历史发明家》流传网上,不仅在视频网站广为传播,其中对“金字塔造假”等论断也引起了人们的热议。
有赞的,认为:“埃及金字塔之谜解开了,都是欧洲人发明的历史,其实埃及金字塔是欧洲人于近世伪造的。”
亦有弹的:“长城是康熙年间造的?这不明显拉长俄罗斯历史,缩短中国历史吗?简直胡说八道!”
然而,随着此纪录片在网上热传,亦牵涉出一个事关重大的命题——西方对西亚、埃及、希腊、罗马、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文物,是否有大量伪造?
正值“大英博物馆百物展:浓缩的世界史”于沪上热展之际,如果此种说法成真,那岂不是说——从英伦三岛大老远跑到上海滩的那些个密特拉神像、亚述士兵浮雕石板云云,都是后世的山寨货?
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川大博物馆馆长霍巍教授明确表示:“我认为埃及金字塔就是公元前2600年左右古埃及人的建筑,不存在什么19世纪欧洲人造假的可能性。” 如果撇开金字塔疑云,我们看到的真实的历史,确实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当代科学体系可辨真伪
对于古希腊、古埃及、古罗马史料皆为杜撰之说,较早见诸学界的,是1685年法国学者让·哈杜安(Jean Hardouir)。他在编辑古罗马作家老普林尼(Pliny)的《自然历史》一书时,对书中所述内容深表怀疑,并认为当时所有古希腊、古罗马史书资料皆为13世纪本笃会僧人瞎编。可惜直到1729年哈杜安去世,亦没能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
继承哈杜安遗志的人中,阿纳托利·季莫费耶维奇·福缅科(Anatoly Timofeevich Fomenko)算是一个。这位1945年出生于苏联斯大林诺(今乌克兰顿涅茨克州)的俄罗斯人,于1980年代著书立说称——不仅古希腊、古罗马是虚构的,连整个欧洲中世纪史都来自史学家杜撰。在福缅科眼里,人类在这个地球上存在的历史仅仅只有几千年左右,而非大众所相信的几百万年。
他从而提出了“新纪年法”。2003年,他的著作英文版在西欧出版,引起史学界一片驳斥。但亦有普罗大众被他书中所谓的“缜密论证”折服,而纷纷信以为真。
福缅科从公元2世纪的《天文学大成》(Almagest)中记载的天文现象开始,来证明他新纪年法的可行性。他认为此书中记载的天文现象,实际上发生在公元7世纪至公元13世纪。
根据福缅科的论述,古埃及文明彻底就不存在了。
然而,美国天文学家史学家丹尼斯·罗林斯(Dennis Rawlins)直指——福缅科为《天文学大成》确定的“新时间”是个搞笑的错误——他假设了地球倾斜角度是一成不变的,然而人类早已意识到这个倾斜角度是在非常缓慢地变化着。另外,他在由1028颗星星构成的星图中,仅选择了8颗作为他的分析依据。由此可知,福缅科是有多么不严谨。
亦有人指称——一些科学家早在十多年前就曾指出,埃及金字塔的条石,是用人工浇铸的砌块形成的,恰如今天浇铸混凝土一样,这恰恰证明了金字塔是19世纪以后的产物。
“在电子显微镜下,我们可以看到,在建造金字塔的石材中,有很多类似于毛发的纤维存在。”在该纪录片中,以此推断金字塔石材是近代类似混凝土的物质。
川大博物馆馆长霍巍教授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实验考古界用各种方法来判断这些石材是怎样搭建的,这都不足以否认——金字塔是当年古埃及的遗迹。这些金字塔所用材料,与如今的混凝土并不是一个概念。它有些材料类似于混凝土,但并没有经过类似今天水泥生产那样的烧制。”
结合福缅科的论调,确实也曾有似乎可兹证明的实例。譬如有一个流传颇广的故事——1873年,大英博物馆购买了红陶石棺(terracotta sarcophagus),这个古代伊特鲁里亚文物因此更加闻名于世。大英博物馆专家鉴定后宣布——它是公元前6世纪的作品。然而十年后,一个名叫恩里科·彭内利的卢浮宫修复工,通知考古学家——该文物是他和他的弟弟皮耶罗·彭内利制作的,然后,将它埋在土里,再“成功地”发现这件文物。
在国内,诸如天涯论坛等网络空间上,以此故事与福缅科的“论述”相结合,许多网友惊呼——原来我们知道的历史都是假的。
对于此论断,霍巍告诉记者:“任何时代,都有个别的或者大规模的造假。即以我们四川来说,当三星堆被发现以后,市面上就出现了大量造假的‘三星堆文物’,甚至有不少‘文物’进了博物馆。我觉得,只要能够通过文物牟利的现象存在,就一定有造假。但这些假货的存在,并不能使人否认古希腊、古罗马艺术品的存在,也不能使人否认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各种文物的存在。”
大英博物馆确实存在赝品。譬如1999年,时任大英博物馆馆长尼尔·麦克格瑞格(Neil MacGregor)花费180万英镑购得一个所谓古罗马时期的杯子,其上绘有男同性恋间的性爱图案。2014年,德国洪堡大学考古学家卢卡·朱利安尼(Luca Giuliani)对外宣称,此杯为20世纪工匠制作的假货,因古罗马时期不存在描绘男子间性爱纹饰的餐具。朱利安尼认为,这个杯子是有人专为取悦美国同性恋富翁爱德华·佩里·沃伦(Edward Perry Warren)而设计。1928年逝世的沃伦,本身就曾收集过许多赝品,亦可证明麦克格瑞格可能买到假货。
“只要有扎实完备的知识体系,就能够辨别真伪。”霍巍说,“以前,古玩行家可以通过经验来辨识真伪,如今,有了现代仪器可提供帮助。”早前,霍巍曾经到德国民族艺术博物馆进行学术交流。馆方给他看了一个据称是东汉时期的陶器。霍巍看过以后感觉是假的,原因是器型特别是大小不对。果然,馆方告诉霍巍,这是用一些四川出的东汉时期陶器的残片混合烧制出来的。德国方面用现代仪器看出此为假货,得出的结论与霍巍相同。
正规考古应该怎么做
福缅科在他的书中大肆宣扬——古英国的历史就是拜占庭帝国的历史,并且英帝国的君主都是重新命名后的拜占庭君主。
2004年1月,福缅科著作的英文版出版社为了回应“数不清的读者的抱怨与谩骂”,悬赏10万美元来奖励任何能提供11世纪前文物的读者。但是,福缅科规定——读者们所提供的“证据”不许使用有关考古学、年轮鉴年学、古文字学以及“碳14”鉴定法的方式来鉴定文物的年代。就这样,出版社安全地排除了当代几乎所有可靠的考古学鉴定方法,以此来维护福缅科的“权威”。难道我们现在使用的考古方法真的有福缅科所认为的那么不堪与虚假吗?还是他本人就是心虚,或者存心恶搞?
“如果福缅科是正确的,那么约翰王1216年在兰尼米德草原签署的《自由大宪章》就不复存在,因为约翰王的存在,按照福缅科的论述,只是编史者的幻想罢了。”有英国历史爱好者如此反诘。
有关考古学,霍巍向记者解释:“这是历史科学的一部分。如果说一般历史学用文本来研究历史,那么,考古学就是用实物在研究历史。”霍巍认为,将地下发掘的实物与传世的文献相结合,是比较好的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如果出土文物能够鉴别出真伪,又有文献佐证,就能很好地证明一段史实的存在。
现代考古学起源于19世纪的欧洲。丹麦历史学家汤姆森(Christian Jurgensen Thomsen)于1836年提出三期说。他在对博物馆杂乱无章的藏品编排顺序时,依据工具和武器的材料变化,依出现的顺序划分出石器、青铜器和铁器三个时代。随后,早期的考古学家们就开始调查世界的不同区域,这股“考古热”逐渐从欧洲蔓延至整个美洲。考古学发展至21世纪,科学家们已经完善了整个考古与鉴定流程,在缜密的考古发掘过程后,学者们会通过两种主要方式来确定文物的相对年代与绝对年代。一为史学方法,二为物理方法。譬如物理方法,至少要通过两种主要的鉴定方式鉴定文物的年代。
霍巍则明确表示,研究历史,一定得占据“双重阵地”,亦即文献和考古并重。
文物修复不应是文物破坏
记者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看到,专门设立的文物修复部门,对馆藏从中国古玩到波斯地毯,以及埃及文物,都逐个进行精心修复。
然而,就像大英博物馆当年对唐摹本《女史箴图》进行修补时,改成日式装裱而铸下大错一样,对于西方诸多博物馆来说,其是否有能力对世界各国文物进行修复?这确实值得质疑。中国唐代的书画理论家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如此写道:“非好事者不可妄传书画,近火烛不可观书画,向风日、正餐饮、唾涕不洗手并不可观书画……”今人无论中西,当然会在恒湿恒温等条件下进行古画修补,但做到科学合理,又怎可能是一时一日之功呢?
另一方面,对过度发掘,是否是一种保护,文保界是有意见分歧的。有人认为,在当下条件下,尽量发掘地下所藏,然后方可妥为保管。而持不同看法的大有人在。曾参与保护敦煌、承德殊像寺等的美国盖蒂文物保护机构建议,文物遗产的保护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将考古遗址各种信息整齐编录成册是文物保护的重要环节。通过比照信息,考古者们能决定是否对一处遗址进行发掘或保护。在20世纪下半叶的考古热过后,人们已经深刻认识到——当时在未经研究的情况下大肆开挖遗址,可能是另一种破坏。
“基于在尊重原有材质与文献记录下,保持并展现遗址的历史与美学价值。”这是尼古拉斯·普莱斯博士(Nicholas Prince)在其《废墟重建造:原则与惯例》一书中所秉持的观念。作为英国《考古遗址的保护与管理》创始主编,普莱斯认为,历史遗迹的翻新再建是最下策。可见,修复文物的优先级是需要仔细斟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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