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8-09 14:07
阅读提示：他以他的智慧、坚韧创立的战时平民救护的“上海模式”——饶家驹区，成为战时平民救助史上的光辉典范。
撰稿｜王海鸥
在时光流逝了70多年后，我们又重新追寻一位伟大人物的足迹。他叫饶家驹，原名Robert Charles Emile Jacquinot de Besange，1878年出生于法国西部夏朗德省的桑特镇。1913年，饶家驹来到上海传教。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他在上海创立了南市难民区，保护了30万中国难民。日军侵入南京时，南京的拉贝等人仿照他的南市难民区建立了南京安全区。1938年10月，他又赴武汉建立了汉口难民区。在他的影响下，中国的广州、吴江、福州等地也相继建立起了难民区。1940年6月，饶家驹因自己的祖国遭受德军侵略，匆忙赶回法国救济难民。二战结束后，他又奔赴柏林从事善后救济工作。1946年9月10日，他因患白血病在柏林去世，终年仅68岁。
作为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的一大课题，从2014年起，我在人文学院院长苏智良教授指导下，多番去南市难民区的旧址实地考察。在探究中，我发现——关于南市难民区的内容，当时的《申报》对难民区有详细的记载，根据《申报》的线索，我找到了一些难民收容所、难民医院、慈善机构办事处、饶家驹办公处等的地址。
“独臂神父”扎根上海
回看饶家驹来沪之初，1914年5月，饶家驹在徐汇公学制造烟火时不慎炸断了右臂，从此变成了“独臂神父”。20世纪初期的中国经受着多重的苦难，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慈善业最发达的城市，这就给饶家驹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早在1920年饶家驹就加入了上海华洋义赈会，投身救济灾民的活动，并因出色的救济灾民工作获得国民政府颁发的三等嘉禾勋章。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饶家驹促使中日双方停战四小时，救出战区内未及逃出的老弱妇孺七八百名。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吴铁城还为饶家驹发去了公函，以示感谢。到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饶家驹已经身兼数职——他既是上海华洋义赈会会长，又是上海国际救济会委员、救济组副主任，还担任着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副主席一职。在他与中日双方的交涉下，南市难民区于11月9日正式成立。由于他在建立难民区方面卓著的贡献，南市难民区又被称为“饶家驹区”。
饶家驹是难民区的总管，他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区内人民的法律。饶家驹是威严的。有一次有人站在高处分发馒头等食物，几十个饥肠辘辘的难民一拥而上，乱成一团。饶神父推开那些饥饿的手，拍打着难民们的头，“不要抢，安静下来，排队领取！”原本温文尔雅的神父突然大声训斥，但那些被打的难民都笑嘻嘻地看着这个外国人，丝毫不动怒。饶家驹又是慈爱的。他尤其喜欢和儿童在一起，搀着他们的手，抚摸着他们的头，从口袋里掏出糖果给他们吃。
饶家驹每天的生活是忙碌而充实的。早晨，他坐一辆黄包车，从吕班路到老北门或新开河，出法租界铁门，到南市难民区办公，黄昏才回到租界寓所，或到洋泾浜天主堂休息。区内的大小事务，他都要亲自处理。他还经常巡视难民区，了解难民的需求。难民区内孤苦无依的老人很多，他就为这些老人建立了残老院，特殊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残老院里共收容了130余名孤寡老人，年龄均在60岁以上，其中80岁以上的老人竟有数十名。战争年代青壮年生存下来尚属不易，更何况是耄耋之年的老人呢？小小的残老院内竟有这么多高龄的老人，这不得不说是个奇迹。
要维持区内难民的生活，资金是个大问题。对此，饶家驹自有一套办法。1937年12月1日上海红十字会起发起募捐运动周，饶家驹亲自到静安寺路美国妇女俱乐部演讲，呼吁大家踊跃捐款、共襄善举。他还设法说动与难民区有关系的各方为难民区捐款。国民政府方面给了他70万元赈灾款，财政部长孔祥熙专门拨给他4万元用于南市难民区；日本方面也聊表心意，给了饶家驹2万日元；法租界发行的慈善奖券收入，除留下一部分作为日常支出外，余下的90%都拨给了饶家驹的难民区。这些还不够，饶家驹就去美国募捐，罗斯福总统给了他70万美元的援助。在这些资金的支持下，难民区成功运转了长达32个月之久。
上海的8月份仍旧很炎热，我走遍昔日难民区的大街小巷，把重要的建筑拍下来。有些建筑已经在拆除中了，一些居民好奇地问我拍这些建筑干什么。我说这里曾经有个难民区，这幢建筑收容过难民的。他们摇摇头，表示从来没听说过。后来苏教授又建议我去居委会问问有没有年纪大的老人，看是否有一些老人了解难民区的事。一次偶然的机会，来自北京的姜玉春带着一位法国摄影师与我在重新走访居委会时，找到了曾在难民区生活过的王晓梅阿婆。这对我来说是那个月最重要的收获。
王晓梅阿婆知道有一个饶神父，一直在做好事，救济他们，给他们馒头吃，即使时隔多年，阿婆心里仍感激饶神父当年对他们的帮助。其实，当年的难民也对饶家驹心怀感激。1940年饶家驹生日的那天，难民们自发为他举行庆祝活动，一见到他，难民们高呼“活佛”，饶家驹也为之泣下。难民们想为饶家驹铸一座铜像，以资永远纪念，但苦于没有金钱，只得一人手持一砖，举行了一个庄严的铜像奠基典礼。
汉口艰难庇护难民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后，为了迫使中国政府屈服，对留在南京的无辜民众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南京陷落后，国民政府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机关迁到了武汉，武汉成为指挥抗战的一个中心。1938年6月，日军开始围攻安庆，武汉的形势岌岌可危。国民政府着手组织武汉市民疏散到后方，但由于种种原因，一部分市民实际上无法疏散。饶家驹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为避免无辜的民众再遭日军屠戮，饶家驹决定在武汉建立一个与上海南市相同的难民区。
10月19日，饶家驹应国民政府之请乘飞机赴重庆，讨论建立难民区的相关事宜。有消息称，饶家驹与王宠惠及孔祥熙进行了会晤，王孔二人委托饶家驹全权在汉口设立一个与其在上海、南京所设相同之难民区。20日，饶家驹建立难民区的设想已获得中国政府的支持，汉口所有的租界地区一律改为非武装区域。日军同意不会攻击此区域，但要求除此区域外，日租界内的一切财产建筑，中国方面不能加以摧毁或破坏。饶家驹高兴地称：“此项计划之成功，使汉口可以避免不必要之流血，而中国人民财产生命之安全，亦得有所保证云。”
饶家驹对此次的重庆之行感到十分满意，其提议得到了孔祥熙、王宠惠、汪精卫的赞同，孔祥熙还表示会筹给经费，各军事当局也表示将妥善保护汉口的避难人民。25日早晨，难民区正式成立。难民区由国际委员会负责管理，委员会主席为美国教会中的吉尔曼主教，但实际上的主席为饶家驹，总干事为英国人马克尔，设办事处于金城银行大厦。
26、27日，难民区在平静中度过两天。有一位日本军官称“日军对于难民区，必能予以尊重，因日军士兵皆奉命令，不准闯入难民区也”。但到了28日，日军突然要求将难民区内的难民移出，以便进驻军队，而所有中国难民自29日起要迁至襄河上游若干里地的一个新区收容。日方称由于日租界被中国军队破坏，所以日军只能驻军于其他租界，而肃清日军驻军区域的周围，在军事上也属必要；因为这是在战争时期，所以日军不能让军队露宿，而使中国难民有栖身之所。
30日，饶家驹向记者表示自己并不信任新区域中的日本士兵和日本军官，如果这些人不调开，就不打算将难民移入。 早在28日，就有外国人看到日军残忍地杀害中国俘虏及平民百姓。这一现象自然也引起了饶家驹的警觉，他深怕在难民迁到新区域后，南京的惨剧将会重演。
11月1日，难民要开始迁入日军指定的区域。听到这一消息的难民听大为惊骇，怀抱婴儿的年轻少妇哀求饶神父不要迁移，以免遭受日军的蹂躏。但日军指定如此，饶家驹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同意迁移。有一年近百岁老妇人，因其子历尽饥寒，无力搀扶老母，只能由孙辈背负，前往新难民区。在难民迁移的路上，不管男女老幼，皆背负衣包，列队而行。日方虽口头答应派汽车帮同运送难民，但实际上并未履行诺言。沿途虽有修女发放粮食，但难民们身衰体弱，举步维艰，境况极为凄惨。
在新难民区内，难民们住在临时搭建的草棚内，除了一座教会医院外，没有一座新式建筑。除了生活条件的简陋，难民还生活在日军恐怖统治的阴影下。在难民区外，日军烧杀抢掠，奸淫妇女，肆意妄为。即使在难民区内，日军也任意拉伕，逼难民为其做苦工。1939年1月21日，日本当局还突然禁止把粮食运往难民区，并要求凡是领到日方所发的安居证的居民立即离开难民区返家，否则将严惩不贷。除此之外，日伪当局还在难民区设立烟馆、赌场及变相的旅馆，逼良为娼，难民区内特务横行，难民经常被无故搜查，不少善良人民被捕，遭到毒打、甚至被处死。日军甚至把一个在难民区为难民服务的意大利籍神甫贝里以贿赂华人纵火焚烧房屋的罪名逮捕关押，严刑拷打，经意大利领事交涉后这名神甫才被释放，但已经被日军折磨得奄奄一息了。
从巴黎到柏林
1940年5月，德国入侵法国，身在上海的饶家驹看到因中日战争而流离失所的中国难民，便想到祖国人民也在遭受此种苦难，打算回国救济同胞。6月16日，饶家驹离开上海，取道香港返回法国。但早在6月13日，德军就已经占领了巴黎，法国政府认为继续抵抗已是徒劳，因而与德国签订了停战协议。饶家驹是在回国的轮船上听到这一消息的。但是，他仍怀揣着建立难民区的设想返回法国。
饶家驹回国后，被派去担任一个教区的神甫一职。他心里仍旧希望建立一个难民区，但是，他的想法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甚至嘲笑。不过，饶家驹争取到了即将成为巴黎市议会主席的皮埃尔·泰廷哲的支持。饶家驹建议仿照上海的模式，在巴黎也建立一个难民区。泰廷哲特意在市政厅组织了一次聚会来讨论饶家驹的提议。饶家驹在会上分享了他在上海的经验，引起了许多观众的兴趣。他不断告诫人们，尽管德国只占领了法国的部分领土，但空袭的威胁依然存在。巴黎的物资极度缺乏，没有机构对居民的生活必需品的供应进行调节。因此，建立一个难民区是必要而且必需的。
但是，建立难民区的计划不了了之了。主要原因是在法国饶家驹得不到像在上海那样众多的支持和帮助，没有机会发挥他的专长，尽管他整天在报纸上看到众多的难民正在遭受颠沛流离的痛苦，但他对此却无能为力。
时间最终给了饶家驹重新施展的机会。由于德军的入侵，大批难民流亡各地。罗马教皇希望天主教会能通过提供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救济，减轻战争带给人们的痛苦。在此思想的指导下，罗马教廷选派特使到国外帮助协调救济活动。饶家驹当选为其中的一名特使，这使得他得以重返难民救济的舞台。
作为一名特使，他的第一站是英国和爱尔兰，他的任务是了解当地天主教会慈善工作的现状，并找到一些代表，确保在当地筹集的救援物资顺利抵达巴黎。此后他抱着同样的目的出访了美国和加拿大。这一时期饶家驹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得到了高度评价。1945年12月，饶家驹又被任命为罗马教廷驻柏林的首席代表，负责救助难民以及背井离乡的人。他计划给柏林难民营和其他地方的难民提供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帮助，帮助失去亲人的人团聚。此时的他已经是67岁的老人了。
此时的饶家驹更加卖力地工作，他不顾自己衰弱的身体，坚持要亲自外出考察。他不仅帮助疏散妇女和儿童，还认真地记载及反映从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遣返回来的德国人面临的困境。作为一个法国人，他不计前嫌地帮助这个曾侵略过自己国家的人们，在他的眼里，只有受苦受难的人，而没有敌与友的区分。
1946年的9月，由于过度劳累，再加上意外摔了一跤，他不得不住进医院，放下了他心心念念的救济难民的工作。医生诊断他得了晚期白血病。9月10日，饶家驹平静而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饶家驹留给世人的伟大遗产保存下来。早在1938年，第16届国际红十字会通过的“安全区决议案”中，上海的饶家驹区就已经被视为战时保护平民的成功范例。到1949年时，饶家驹区又被当做一个成功的“上海模式”，写入了《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
饶家驹的后半生几乎都在从事战时的难民救助活动，他的慈善行为超越了国家、种族、宗教与党派，是为全人类服务的。他曾表示要“为不幸的人，尽最后的力量”！综观他的一生，他也确实是这么做的。他以他的智慧、坚韧创立的战时平民救护的“上海模式”——饶家驹区，成为战时平民救助史上的光辉典范；这个“上海模式”推广到南京、汉口、广州、法国、德国，并推动日内瓦第四公约的订立，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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