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人生意义何在乎？为人群服务。服务价值何在乎？为人群灭除病苦。”这样的理念在反复咏唱中，深深铭刻在世代医学生的心中。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当我步入神圣医学学府的时刻，谨庄严宣誓……”面对一座“翻开书页”外形的雕塑和环绕它的16名医学一级教授雕像，一群人举手握拳，有力地读出医学生誓言的词句。他们之中，有刚入学不久的医学新生，有已走上职业岗位的医生和医学教师，还有头发花白的老校友……尽管年龄迥异、经历不同，但在这一刻，他们的心中的医学火焰，都已熊熊燃起。

这是一场沉浸式演出的高潮部分，活动的主题，是探索一座医学院鲜活而厚重的历史。这座医学殿堂是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在2022年10月，迎来创建95周年。

正谊明道，为人群服务，为强国奋斗。近一个世纪以来，上医始终传承医学火种，和民族紧密连结，与国家同频共振。

上图：复旦上医2022届毕业生重温医学生誓言。 摄影/常无忌

“为公众谋幸福”

1927年，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创建，这是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所国立大学医学院，院址位于上海吴淞，第一任院长颜福庆。它为中国的医学发展，点燃了一颗明亮的火种。1932年9月，这所医学院成为独立学院，更名为“国立上海医学院”，简称“上医”，即今天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上医自创立开始，就有着自身鲜明的特色。颜福庆一贯主张医生以救死扶伤为天职，不能利用职业为自己谋取私利，因而他提倡“公医制”，呼吁医生要为公众谋幸福，为人群服务。1931年3月，在应邀给沪江大学医预生作《现代医学教育的趋势》演讲时，他清楚地提出了这样的表述。

他说：“学医的目的，有很多人以为能多赚钱，我想他跑错路了。因为做一个真实的医生，是赚不动许多钱的……若然有人拿服务人类，为公众利益为目的去学医，这才是最好的。”

“为人群服务”被定为上医的办学宗旨。1936年，颜福庆邀请爱国人士黄炎培将这五个字写入上医院歌的歌词：“人生意义何在乎？为人群服务。服务价值何在乎？为人群灭除病苦。”这样的理念在反复咏唱中，深深铭刻在世代医学生的心中。

“公医制”从建院初期就落实在上医的办学实践。1928年7月，上医组建公共卫生科，院长颜福庆兼任科主任及公共卫生教授。这是国内最早建立的公共卫生学科之一，在当时世界的医学教育界也属于领先行列。同年，他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农村卫生实验区——吴淞卫生公所，作为公共卫生教学实验区。1929年9月，上医与上海市卫生局合作，将吴淞卫生所改为“吴淞卫生模范区”，并规定学生必须到模范区轮转实习公共卫生一个月，使预防医学的思想深入每位上医之心。

苏德隆是受到陶冶的上医学生的杰出代表。1935年，他以当届第一名成绩毕业于上医，获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没有选择去做报酬丰厚的临床执业医生，而是毅然接受颜福庆的指派，到沪郊去搞农村卫生工作。在他的心目中，临床医生只能治三五种病，救有限的病人；而选择公共卫生能普济众生，救治亿万民众。

上图：颜福庆。

他在当时的上海县颛桥乡开办了“农村卫生所”，开辟了上医新的卫生教学基地。一间空房子、一位助产士加一位练习生，就是当时卫生所的全部家当。从此开始，在人生之后的50年里，苏德隆全心投身公共卫生事业。在他的带领下，上医人在抗击血吸虫病等疾病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0世纪中叶，新中国的土地上曾有过一段血吸虫病肆虐的时期。最可怕的时候，上海青浦县的“血疫”之重，达到了“有屋无人住，有田无人种”的骇人地步。

1958年，上医人响应党中央发出的“全党动员、全民动手、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以公共卫生学院苏德隆领衔，先后派出多批精干队伍，跑步赶赴青浦朱家角，迎头打响“送瘟神”的战斗。师生们学习当地文化，与干部群众一起工作，消灭血吸虫的中间宿主钉螺，消灭一块、清理一块、巩固一块，最终赢下这场横跨数十载的“持久战”，千年古镇得以成为如今的文旅胜地。

镌刻在上医人灵魂深处的信念，不随时光流转而消逝。

2020年1月，新冠疫情暴发，武汉告急。白衣执甲，冲锋陷阵，上医人义无反顾。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钟鸣果断取消春节假期，告别家人，背上行囊，第一个踏上去往武汉的列车；随后在最高风险的一线临床岗位全力挽救生命，一去就是两个多月。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的曾玫和夏爱梅等8名医生，成为住院儿童的“大白”妈妈，将哭闹无助的孩子彻夜抱在怀中，透过厚厚的防护面罩，传递出最真挚的爱意。

武汉2020年3月初的一天，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援鄂医疗队27岁的刘凯在护送病人做CT的途中，停下了脚步，和已经住院近一个月的87岁老先生共同沐浴在久违的落日余晖中。这一瞬间被同行的志愿者用镜头记录下来，在武汉疫情最困难阶段刚刚过去、希望之光逐渐壮大的时刻，感动和激励了无数人。

新冠疫情来袭时，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张文宏教授担任上海市新冠肺炎临床救治专家组组长；而17年前，他的老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翁心华教授担任上海市防治“非典”专家咨询组组长。上医人在重大公卫事件中的奉献，一路传承。

新冠疫情发生后，上海市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全研究院在复旦大学成立，挂牌在上医的一号医学科研楼。这个研究院的名字或许对许多人来说不是很熟悉，但是这个团队在做的事情跟每个人息息相关：疫情防控的背后，凝聚着他们的智慧与心血。一批新药、新治疗技术也在这里孕育。它正为我们面对未来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全领域的挑战而做好准备。

“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这是2000多年前我国的《黄帝内经》里就已阐明的思想。95年来，上医人矢志不渝服务于健康中国事业，在历次重大疾病防控、公共卫生危机应对中挺身而出、迎难而上，为广大公众的生命健康奋斗不息。这让“上医治未病”并不只是文字上的双关，更如实表达了上医人主动选择的使命。

上图：复旦上医位于医学院路的校门。

为强国奋斗

2022年夏天，贵州省剑河县的山岭之间，复旦大学附属医院的专家带领着复旦上医在读的年轻学子，为当地的群众送医上门、开展义诊；并且培训当地的医务工作者，为他们带去前沿的理念和技术。这是复旦大学博士生医疗服务团（简称“博医团”）的又一次暑期实践，而这样的服务，已经接力了27年。

27年中，博医团的师生攀登过贡嘎雪山，跨越过科尔沁草原，深入过井冈山、延安等革命老区，只为让偏远地区的群众也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

“加入博医团是我刚开始在复旦上医求学时就一直有的憧憬。和团里的老师与同学们一起，让我还是一名医学生时，就有走到一线为患者服务的机会。”孙肇星说。她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科学2020级博士研究生，时任博医团团长。

在剑河县服务的日子里，她见证了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8月8日上午，当地接诊一名骑单车摔倒致股骨颈骨折的14岁患儿。知悉要手术后，父母因为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直接放弃治疗将孩子带回。然而，博医团专家判断认为，如果不及时手术，孩子将终身残疾。他们与当地医院一起，通过教育局努力找到孩子的父母，上门去做工作，最后终于说服了他们，让孩子接受免费医治。8月11日，博医团专家指导当地医院顺利完成对孩子的手术治疗。

“对于我们的老师而言，这可能只是一个很平常的手术；但对这个孩子来说，这次救治会改变他的一生。所以我们一定要尽全力去争取。”孙肇星说。

上图：2022年，复旦大学博士生医疗服务团在贵州省剑河县送医下乡。

博医团这次服务地点的选择，有着深刻的历史含义。55年前，上医一批有志青年学子组成“指点江山”医疗队，志愿到国家缺医少药的农村山区，扎根黔东南山区11年，先后转战3个驻点。他们为当地群众防病治病，筹建完善基层医院，为乡村培训了一批赤脚医生、卫生员，通过艰苦奋斗践行他们的“健康中国梦”。

他们服务的地点，正包括剑河县。当年的上医人都是带着户口本离开上海，下定了在西部奋斗一生的决心。如今，他们服务国家、奉献民族的精神，在上医师生中坚定传承。

“前辈们的精神让我深深震撼，而走到一线去服务，更让我坚定了当初选择医学之路的初心。”孙肇星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在暑期实践的基础上，博医团近年来正在拓展活动的内容与形式，包括为上海有需要的社区、企事业单位等提供义诊服务，创作并为公众讲授医学科普课程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更好地延续“为人群服务、为强国奋斗”的上医精神。

上医人为强国做出的重大奉献与牺牲，在更早就已开始。

1955年3月30日，在援建大西南的背景下，中央决定：当时名为“上海第一医学院”的上医及其附属医院整体迁往重庆。上医人在时任党委书记、院长陈同生的带领下，权衡利弊、听取多方意见，决定在拥护该决议的基础上，战略性地提出“留住上医，援建重医”。提议最终争得中央同意，上医的一半物资设备运往重庆，并动员一半的人员自愿前往，在当地白手起家，建设重庆医学院，即后来的重庆医科大学。

当年，选择扎根在西部这片热土的上医人，包括时任上医副院长、后任重医院长的钱惪。他一留就是50年，再也没有离开，直到生命终结。这位百岁老人临终的遗愿是将自己的骨灰分成三份，一份留在他奉献了50年的重医；一份抛洒在长江，沿着上医人当年来的路，顺流而下；一份留在他医学之路启航的上医。如今，钱惪的英灵，仍安息在上医东一号楼西侧的一处石碑下，带给上医人为国奉献的力量。

如今，重庆医科大学已成为西南地区医学教育的重镇。

除了“花开重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上医还援建了全国的四所医学院。近五年来，上医对口援建的医疗机构达到69家，累计派出医务人员近千人次，建立特色专科164个，在当地开展新技术、新项目近2094个。中山、华山等各大医院，每年都会以国家巡回医疗队等形式开展医疗援助，足迹踏遍新疆、西藏、云南、甘肃、内蒙古等中西部地区、革命老区和深度贫困地区，送医送药，快速带动当地学科、医院的发展。

在我国历次大灾大难中，都有上医人参与医疗救援的身影。上医人还走出国门，为巴基斯坦、摩洛哥和马达加斯加等国家提供了医疗援助。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为国为民，上医人的情怀挥洒，不以山海为远。

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党委书记袁正宏表示：95年来，“为人群服务，为强国奋斗”的精神已经融入上医人平凡的生活和工作，一代代上医人用精谌医术、高尚医德践行“正谊明道”的院训，仁爱始终，立人为国。

继医学初心

“叮咚”，每当有人经过入口的木门，这样的提示铃声总会响起，似乎也在提醒到访的人们，他们即将参观的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地方。“去之前觉得很神秘，甚至有些害怕；去了之后，感觉得到了心灵的洗礼。”无论是否医学专业、无论是否在校师生，在众多观众那里，位于上医东9号楼的复旦大学人体科学馆常常得到这样的评价。这里不仅以实物标本的形式展示了人体的奥秘，更让人体会到遗体捐献的意义、“大体老师”的奉献。

由于肉眼看到的整体器官是大体形态结构，医学界将尸体标本称为“大体”，称遗体为“大体老师”。人体科学馆中，年龄最小的大体老师，当属人们一进去就能迎面看到的一对在腹中存活了五个月的双胞胎，她们是上医创始人颜福庆早产的小孙女。

捐献遗体的多少和尸体解剖率的高低，往往是一个国家公民文明程度和国家卫生状况的重要标志。遗体捐献在中国的历史与上医病理学教授、曾任上医代理院长的谷镜汧紧密相联。他在国内最先倡导遗体捐献，又在生前立下捐献志愿书。

复旦大学的老校长谢希德院士以及她的丈夫曹天钦院士，都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医疗事业。

上图：东一号楼，是复旦上医校园内历史最悠久的建筑，也是上医人的精神地标。

1982年，上海市在上医等六个医学院校建立“遗体捐献登记接受站”，上医开始接收被捐献的遗体。目前复旦大学遗体捐献接受站的接收量占上海的40%，居全国首位，基本能满足教学需要。除了遗体接受站，在上医的病理标本博物馆和人体科学馆，有大概5000件标本来自不知名的逝者无偿捐献。

遗体捐献接受站会给每一位捐献者家属送上一个琥珀色的小纪念碑，上面可以镶上捐献者的照片，以供追思。生命虽然在逝者的身体上终结了，但以另一种形式，在医者悉心治疗下痊愈的人们身上得到了延续。

纪念碑不仅镌刻着遗体捐献者的功绩，也是所有上医人心中的一块指路石：医学之径的终点，是无尽的奉献。

“我给医学本科生上免疫学概论的第一课时，总会告诉他们：选择了医学，就要准备好为科学作出奉献和牺牲。”复旦上医免疫学系团队带头人、基础医学院教授储以微告诉《新民周刊》记者。

她说，免疫学是从病原生物学中发展分支出来的，数百年来，人类在两者的探索中，医者一直都在直接奉献生命健康，把风险留给自己，“抽自己的血做实验”“亲身最先试验新疗法”的例子举不胜举。

医者在医疗领域本身当然要过硬。上医自成立以来，就不断书写着各类临床治疗、基础科研的突破纪录；同时，还培育着优秀的医学生。

左图：复旦上医创建95周年沉浸式演出《身聆上医》中，观众们参观复旦大学人体科学馆。摄影/刘永辉

储以微个人以及团队，分别获得复旦大学2019年“钟扬式”好老师、2021年“钟扬式”科研团队称号。在她看来，医学院校不仅培养学术上顶尖的医学生，还要培养有奉献精神的医学生；教师不仅做学生科研的指导者，还要做他们成长的领路人。

不管工作再忙，每周一次的学生组会，储以微一定不会缺席。组会上，团队里的本科生和硕博研究生都会参加，那不仅是一个交流学术进展的机会，也是师生零距离沟通的场合。“我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反应，如果感觉近期某个学生的压力太大了，就给他减减压，让他‘心大一点儿’。我告诉他们：做研究，失败是常常发生的事。坚持住，这次的坎儿跨过去了，空间就会更大一点。”

谈到坚持和传承医学的初心，储以微总会提起她心目中的一个榜样：闻玉梅院士。

闻玉梅是微生物学家、病毒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授。已年近90岁的她，仍然天天坚持去上班，因为在她心里，总有些国家和民众需求的事情，可以去努力达成。

近十年，她抗击新冠病毒、推进健康老龄化、为人群的心理健康努力、为医学生的学习“减负”……她还主导了复旦上医《人文与医学》慕课的开设。

大概十年前，当时医患矛盾一度严重，新闻报道有的医生“戴钢盔去上班”。“我就想，这怎么办？其实医生和患者是在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应该携手并进。我们要让大家知道医学是什么。”闻玉梅说。

医生、患者、社会各界，都需要了解这些。其中，首先需要教育的还是医学生。于是，她联合复旦大学哲学专业的俞吾金教授和复旦上医的彭裕文教授，开设《人文与医学》课程。迄今，有500多所学校都采用了这套视频教材，还有几十万的人在网上观看了课程。

这项工作或许并不是她的“专业领域”，但她还是投入了很多精力去做。“我就觉得眼睛里要有活儿，我们要找一些可以做的事情去做。大事做不了，就做点小事。只要我们想为国家解忧、为百姓解难，任何事情，都可以从小到大来做。”

复旦大学校长、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院长金力表示，复旦上医的目标是强基固本，陶育有温度之才：进一步推动医学人文教育和课程思政深度融合，把医德教育贯穿医学人才培养全过程，以有温度、有深度的医学教育塑造中国特色、复旦特点、国际水平的医学文化，让修医德、行仁术、怀救苦成为每一个医学生的内在追求。

上图：复旦上医免疫学系团队带头人、基础医学院教授储以微和她带领的研究团队成员。

他提出：复旦上医将深化临床医学八年制培养和临床医学院改革，探索“MD+PHD”培养新模式；以大国际、大民生、大学科、大专业为定位，以新医科建设为统领，开放融合，培养满足全健康链条需求的高水平卓越医学人才。

80多年前，颜福庆在上医新校舍和中山医院落成典礼的演讲中说道：“我们认定做医师的人，须有牺牲个人、服务社会的精神，服务医界，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如在学院或医院服务的同人，皆有此种决心，则医事事业，定有相当进步。”这与“团结、服务、牺牲”的复旦精神紧密相合。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高等教育现代化和现代医学教育的支撑。复旦上医正响应时代召唤，在建设健康中国、亚洲医学中心城市和“第一个复旦”的实践中，传承医学火种，抒写新的时代篇章。（记者 王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