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美国也在付出了数万士兵的鲜血和生命后，得到一个教训：朝鲜战争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一个错误的地点，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70年前，雄赳赳气昂昂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投入到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在这场中美两军直接的枪炮交锋中，保家卫国的志愿军将士为捍卫民族独立与维护世界和平，用自己的血肉和意志谱写了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美国也在付出了数万士兵的鲜血和生命后，得到一个教训：朝鲜战争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一个错误的地点，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这场战争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没有胜利的战争，成为“被遗忘的战争”“不愿提起的战争”。在战争期间和停战之后，不少参战美军将领、政府官员和学者，都曾对这场战争进行过评价和反思。近年来，随着各国历史档案的不断开放、新材料的披露，抗美援朝战争甚至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美国人都反思了什么，真的认真反思失败的教训了吗？这对于我们观察至今仍扑朔迷离，时常险象丛生的半岛时局以及中美关系，不无启迪和警示。

对中国军队战力高度评价

主体是步兵，装备落后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面对着刚在二战大获全胜，经验丰富，高度现代化、拥有制空权和制海权的美军，却出色地完成了在异国与世界最强大国家的军队作战。这让几乎所有参与侵朝战争的美军高级将领在被打得灰头土脸的同时，也不得不对志愿军给予高度首肯与评价。在美国动画片《长津湖》中，志愿军甚至被刻画成鬼魅，由此可见志愿军在朝鲜战场给予美军的心里阴影有多大。

1950年参与策划并指挥侵朝战争，以仁川登陆而名噪一时的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生前所撰的回忆录中写到：“中国人介入战争后美国军队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强大对手。”这个狂妄、孤傲的“一代名将”，在吃尽了苦头之后被解职时，特别告诫刚接任的李奇微不要小看了中国人。他说:“他们是很危险的敌人。”

美国原陆军上将马修·邦克·李奇微在美国侵朝期间，1950年12月担任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1951年4月至1952年5月担任驻远东美军司令和所谓“联合国军”司令等职。他在所著的《朝鲜战争》一书中回忆到：“中国军队来了，我们的灾难也降临了。”

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表现令李奇微惊讶、再惊讶、还惊讶。作战非常的勇猛狂野，而且非常擅长游击战和夜战，这就是李奇微心目中的志愿军形象。他在著作中认为，中国人是坚强而凶狠的斗士:他们常常不顾伤亡地发起攻击。“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守卫在孤零零的碉堡中的士兵往往吃惊地发现，四五个穿着胶底鞋的中国人已不声不响地潜入他们与前哨警戒线之间的地带。这时信号弹就会从敌人战线那边升起，疯狂的军号声就会把我方哨兵吓进碉堡，几乎来不及发出口令，战斗就打响了。”

李奇微在其《朝鲜战争》中还写道:“敌人的高炮火力愈来愈猛。我们的轰炸机开始遭到某些损失。无论把空中力量的作用说得多么大，它都根本无法阻止敌人运进必要的武器装备。”

在李奇微之后的“联合国军”第三任总司令马克·克拉克也曾说:“共产党在朝鲜战争中的领导，是一种军事与政治智慧的巧妙混合体。它不仅能够维持一个大家认为是‘乌合之众的农民军队’在战场上对抗一个现代的军事强权，而且它也能够在面临逆势与退却的时候，把部队锻炼成一个有训练、有装备和有团结力的战斗体。”

战争期间的美军和战后编写的陆军官方战史都认为，志愿军“有着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有“吃苦耐劳精神”，“智勇双全”，“在没有联络飞机和通信设备很差的条件下，面对联合国军的空中优势和联络飞机，仍然成功地实施了他们的防御行动”。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官方战史认为:“如果用它自己的战术和战略标准来看，它也是一支第一流的军队。”

李奇微和克拉克都认为，志愿军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是不可小视的对手。同时，他们也对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相当佩服。李奇微在美国失败时，在他的办公室里写下“向中国志愿军司令员敬礼”。克拉克认为，志愿军是由各个野战军“拼凑”组成的一支军队，有很多弱点，但彭德怀在朝鲜把他的军队带得很好。“我必须承认:彭德怀是一个资质很高的敌人，我们不是在和一个容易被打倒的对手作战。”

“美国一直想征服中国，可我一直觉得，这好像是美国一个根本没有希望的工作，没有希望的任务，没有希望的目的。”这是1950年7月底在大田战斗中被俘后的美军少将迪安的话。迪安是最早对美国发动朝鲜战争进行反思的美国将领之一，在1953年8月5日被遣返临行前，他紧握着志愿军代表的手久久不放，并动情地说：“和平——我们中美两国不要再打仗了！”

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认为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能征善战给美国人印象极深，让美国人“收获”了对于中国军队的重新认识。“从此以后，没有一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会像麦克阿瑟那样轻易地和满不在乎地冒命运之险。”这也让美国在之后的越南战争中，不能不掂量中国给出的警告的分量，直到越战失败结束，美军地面部队始终未敢越过中国划出的北纬17度线。

美国史学界观点交锋激烈

在1967年出版的《李奇微回忆录：北纬38度线》中，他并未过多谈及中国方面的情况，而是在书中对美国当时的亚太政策的失误，特别是对当时美国国内的政治环境进行了充分的反思与介绍，在当时，这是其他西方作者关于朝鲜战争题材的著述中所从未有过，也成为本书最大的看点。

不过在书中，李奇微竭力为美国侵朝战争辩护，他在书中说道：我们发动朝鲜战争的企图是什么，并且强调我们在这场战争中吸取的教训是什么。他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于政治上的任人唯亲和为了巩固个人在政治上的地位而进行的错综复杂的斗争，并认为朝鲜战争是美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美国史学界其实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反思朝鲜战争，从80年代开始更是进入一个高潮。不过对朝鲜战争的根源、过程和结果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各种论点层出不穷，相互交错，以致美国朝战史学家艾伦·梅莱2010年宣称，对这场“被遗忘的战争”的“追记”已经“绰绰有余”，不需再费时费力了。对此，美国文博大学政治系教授、上海美国学会资深研究员于滨在2015年曾在观察者网撰文，将其称之为“朝战研究疲劳症”。

美国作家斯通的著作《朝鲜战争幕后史：1950－1951年》、费伦巴赫尔1963年出版的《如此战争：美国措手不及》，以及贝文·亚历山大1986年出版的《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主要从军事角度对美军的战时运作提出尖锐批评。不过批评力度更深的还要属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布鲁斯·卡明斯的《朝鲜战争之根源》和《不为人知的战争：朝鲜》，他的著作从研究朝鲜的视角出发，旨在提醒美国人，当时的历史证据与朝鲜的现今印象大相径庭，“这或许有助于美国人了解，为什么美国在朝鲜半岛不可能得到军事胜利”。2017年，卡明斯所著《朝鲜战争》中译本出版，“大多数美国人根本不了解朝鲜战争，他们甚至搞不清楚朝鲜在哪里。”卡明斯在书中表示。

与这类对美国战争政策进行批评的“修正学派”观点对应的，是以亚历山大·乔治1967年的《共产党中国的军队：朝鲜战争及其后果》、克雷·布莱尔1987年的《忘却的战争：美国在朝鲜，1950－1953》、威廉·斯迪克1995年的《朝鲜战争的国际视角》等为代表作的所谓“正统学派”观点，这类书籍虽然对战争的残酷有所反思，但是主线仍是维护美国参加朝战的“必要性”“正当性”的。即便是被很多中国读者熟知的，由两度普利策奖得主，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历史学家和战地新闻记者大卫·哈伯斯塔姆酝酿40 多年，耗时10 余春秋完成的遗作——《最寒冷的冬天：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虽然指出麦克阿瑟的许多罪过，包括彻底低估了对手，但也致力于描述朝战中美军的“被遗忘的”战绩，尤其是二次战役期间美陆战1师在东线的“有条不紊的”撤退。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学者艾伦·怀廷的“现实主义“反思。他在1960年出版的《中国跨过鸭绿江:决定介入朝鲜战争》一书中认为，中国领导人在朝鲜战争前夕正专注于解决压倒一切的国内问题，而中国的介入是由于中国安全受到现实威胁的结果。著有《漫长的战斗》的美国著名作家约翰·托兰力图从“世界公民”的角度，透过美国普通士兵的眼睛观察、反映朝鲜战争并得出自己的结论，他也认为，中国进入朝鲜冲突是被迫的，中国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免遭一个威胁要使用核武器的强大敌人的入侵。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大外交》一书中也评论说:“刚在国共内战中获胜的毛泽东，把杜鲁门的宣告视为反映出美国人害怕共产主义阴谋，色厉内荏;他把它解读为，美国开始想采取行动，扭转共产主义在中国内战得胜的局面。杜鲁门保护台湾，等于是支持美国仍然承认为中国合法政府的国民党政府。美国逐步加强援助越南。北京视之为资本主义包围中国的行径。凡此种种加起来，都促使北京采取美方最不愿见到的措施。毛泽东有理由认为，如果他不在朝鲜阻挡美国，他或许将会在中国领土上和美国交战。”

好了伤疤忘了痛？

卡明斯之所以说“大多数美国人根本不了解朝鲜战争”，也源于六十多年来，美国朝野对待这场战争的“集体遗忘症”态度。美国国民意识中对于67年前结束的那场战争仍近乎白纸一张。

即便美国军事史学界对朝鲜战争“反思疲劳”，但是美国出版界关于朝战的书籍却并不多，在大小银幕上充斥二战和越战的镜头，唯独朝战作品凤毛麟角。甚至在首都华盛顿的朝鲜战争纪念公园，也是在停战42年之后的1995年落成，比越战纪念墙还晚12年，而后者在越战结束7年后即完工。直至2009年底，美国会才通过法案纪念朝鲜战争。 对此，美国甚至有人称朝战是美国现代史的“黑洞”。

美国对于朝鲜战争选择性的“遗忘”，既是因为“耻辱”，也是因为不甘。美国学者罗斯托认为，每一个美国人都认为朝鲜战争是一次不愉快的经验。朝鲜战争中美国“伤亡重大，而且在拖延整整两年的往往令人感到屈辱的谈判的时期里，伤亡有增无减”。

不输不赢的朝鲜停战既不同于此前美国完胜对手、重塑国际体系的一战二战的伟绩，也有别于美军筋疲力尽、被迫撤出后彻底失败的越南战争。美国千方百计地从记忆中抹除，也为当年不能“临门一脚”而耿耿于怀，难以放弃与朝鲜现政权敌对的政策。

于滨认为，怀廷的现实主义论点影响了西方整整一代中国问题学者，在相当程度上曾为当初中美关系最终破冰排除了一些观念上的障碍。但值得警惕的是，其实西方和美国对于朝鲜战争的反思，更多还是从西方和美国中心主义出发得出的“意识形态”结论，而“修正学派”的观点在近20余年来已基本上被边缘化。

2013年7月27日，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华盛顿国家大草坪上的朝鲜战争纪念碑旁，向人山人海的朝鲜战争老兵及其家属发表讲话：“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那场战争并非平局，而是一场胜利。”

英国广播公司当时评论说，此举创下历任美国总统的先例，在朝鲜核武危机及中日因钓鱼岛关系紧张之际，奥巴马的动作格外引入注目。

再看如今的特朗普政府，虽然实现了历史性的“金特会”，但是对半岛局势的政策依然没有转圜的迹象，而且对于极力促进朝核六方会谈，维护半岛和平的中国，变本加厉地升级战略对抗。美国似乎已经忘记了当年是谁把自己打得痛彻心扉，忘记了中国为了维护国家利益的决心会有多么坚决。

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在2014年10月29日刊登的题为《致命教训：中美两国上一次走向战争》的文章中指出，战争的“遗产”依然深远、复杂且未经细究。当考虑两国未来的可能冲突时，我们应竭力从首次中美战争中汲取教训。“这场即将被双方忘却的战争经验，应该成为中美两国决策者的深刻教训。朝鲜战争绝非意外，误算和沟通不力使这场战争超越必要的界限。”

美国当局者，不妨再回头去看看这篇文章。（记者 刘朝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