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从英国控制的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在国民党的眼皮底下瞒天过海，对于中航和央航两大公司来说，并不容易。两航起义的背后，堪称一部惊心动魄的港版《暗战》。

1949年11月9日清晨，东方微蒙的香港启德机场，12架民用客机发动引擎，依次腾空而起。机场航班表显示,它们应该分别飞往台北、重庆、柳州等地。然而，这些飞机都没有如期出现在预定着陆的机场，而是“集体失踪”了。

数小时后，这12架分别隶属于旧中国仅有的两家民用航空公司——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飞机，先后降落在北京和天津机场。这就是当年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

从英国控制的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在国民党的眼皮底下瞒天过海，对于中航和央航两大公司来说，并不容易。两航起义的背后，堪称一部惊心动魄的港版《暗战》。

一封信笺迎来转机

初创于上世纪30年代初的中航与央航，经过抗日战争后期的“驼峰空运”和抗战结束之后的“复员运输”，已经成为远东乃至亚洲首屈一指的航空巨头。截至1948年底，中航已经拥有飞机60架，运输总周转量在当时的国际民航运输协会各成员航空公司中名列第8位。央航也拥有了2700余名员工，42架运输飞机，其中6架还是美国最新式的CV-240型飞机。

然而解放战争进入后期，随着一座座大城市的解放，大本营在上海的两航公司航线急剧萎缩，还被要求运兵、运粮、运弹药，沦为国民党政权的“空中生命线”，只剩下少数客机正常运营。1948年12月开始，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南迁，两航也在风雨飘摇中陆续迁往香港。此时，两航的航线运输业务已经下降了60%。

虽然撤至当时远东地区最重要的国际航空港香港，但两航不可避免地受到港英当局的排挤。1949年6月开始，港英民航处不仅要求中航须于一个月内将飞机大修厂和发动机修理厂迁出启德机场，还先后下令征用中航两处厂房。央航公司因为规模稍小，没有受到直接冲击，但此时仅剩下6条航线，员工们的生计眼看也没着落了。

拥有几千员工的两航公司究竟该何去何从？当时的中航总经理刘敬宜和央航总经理陈卓林陷入了困境。重压之下的刘敬宜当时无奈慨叹:“今天我们面临的已经不是一个如何渡过难关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求得生存的问题。”

刘敬宜当时可能都没想到，他离开上海赴港的最后关头留下的一封信笺，带来了转机。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任上海军管会空军部部长的蒋天然从中航留守上海的人员手中发现了一封信：“我公司留存上海之飞机及各种设备，均应妥善保管，并清点造册，将来移交给新政权。”虽然没有落款，但蒋天然很快确认，这封信正是刘敬宜临走前留下的信笺。与信笺一起留下的，还有683名员工，相当数目的美元、黄金、银元，以及价值不菲的航空汽油和器材。

蒋天然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可能争取刘敬宜甚至两航公司的机会。他立刻向时任上海军管会主任的陈毅和副主任粟裕汇报了情况。不久，一份《争取两航公司的工作报告》摆在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办公桌上。1949年6月，根据国内时局的变化和两航的向背作用，周恩来决定，由“特工之王”李克农负责，全力策动两航起义。

被派至香港直接组织策反的，是上海方面推荐的中共中央情报部干部吕明，以及潜伏在央航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查夷平。前者曾在美国学习飞行时与刘敬宜结下师生之谊；后者是央航时任副总经理，资格老，人脉广，1949年4月央航密送张治中家属去北京，就是查夷平冒险安排的。

秘密策划全盘起义

1949年8月24日，吕明、查夷平到达香港的当天，就去拜访了态度相对积极的陈卓林，向他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和希望，双方相谈甚欢。

谁料，第二天下午，陈卓林正在办公室查阅文件，秘书进来报告：央航飞行员李福遇驾机跑了！跑到大陆共产党那边去了！陈卓林闻听此言顿时怒了：昨天还与共产党谈得好好的，一夜之间，就背着我搞出这种事，这不是挖我的墙脚吗？太不够意思了！

吕明和查夷平临行前，周恩来曾亲自嘱咐，务必要停止单机起义的策反工作，以免打草惊蛇，要努力争取两航员工的全面起义。那李福遇单机起义又是怎么回事？

原来，早在两航还在上海之时，中共上海情报部门就已经打入其内部。两航迁港后，中共香港地下党很快与潜伏在两航内部的中共秘密党员——中航香港办事处处长何凤元、报务员陈耀寰、陆元斌等人取得了联系。吕明和查夷平抵港前的两个月，何凤元就接到香港地下党的任务，策反刘敬宜。

何凤元找到自己的清华同学、中共香港地下党负责人、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乔冠华，与刘敬宜会面。为防止被国民党特务发现，会面酒店的房间都是用别人的名字。乔冠华和刘敬宜足足谈了一个晚上，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态度和气的刘敬宜并没有就起义明确表态。乔冠华和何凤元决定先策反个别飞行人员，以敦促刘敬宜下决心起义。策反的目标锁定在了中航飞行员李培槐和央航飞行员李福遇身上。按照原定计划，两人应在8月27日每人一架飞机，同时起义。不想，起义前两天，李福遇得到一个偶然机会，竟先行驾机起义了。

面对大光其火的陈卓林，吕明和查夷平只能一边向陈卓林解释，一边抓紧尽快联系香港地下党方面统一行动。9月初，两航起义的六人核心小组成立，成员除了吕明、查夷平、何凤元、陆元斌、陈耀寰五人，还有中央社会部驻香港的情报人员朱汉明。小组决定采用分层做工作的办法，上层主要是指总经理等高层管理人员，中层主要是飞行员、各业务课长等，基层则包括机械员、报务员、航材员等。

起义工作核心小组还借助工会在香港的合法性，利用工会组织，展开了大量的工作。当时港九民航工会创办的《航职会刊》，大篇幅地介绍了上海解放后“两航”留在上海员工的感受，给两航人员以极大触动。

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许多起义人员只是与自己的上线联系，因此，即使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相互之间也守口如瓶。陈耀寰当时的室友就是被策反起义的飞行员，两人虽心照不宣，但却沉默以对。“他也不一定知道我知道他，我也装作不了解他是要起义。但是在临睡的时候，我送给他两条美国的‘好运牌’香烟，我估计他心里面就有数了。”陈耀寰回忆。

为给尚未起步的新中国民航事业奠定基础，参加起义的两航员工，还冒着生命危险一点一点地将飞机的零部件装进箱子里偷偷藏起来。两航起义人员周世政的妻子陆爱敏事后回忆：“这些活动都是在半夜偷偷进行的，不仅要防着国民党，还得提防香港警察。”为了防止起义的消息走漏风声，他们干脆把家属也拉进来帮忙。于是深夜的香港启德机场，静悄悄的外表下实则忙碌无比，男人们拼装仪器，女人们则在门口打望、放哨、巡逻，帮忙打掩护，还不能发出一点声响。

瞒天过海往北飞

1949年11月7日深夜，何凤元将一份由四十二名中层主要部门负责人、业务骨干和飞行员郑重签名的《中国航空公司全体员工起义宣言》递交给总经理刘敬宜。看清了大势的刘敬宜，终于决定领导中航全体员工进行起义。而央航总经理陈卓林也早已表明态度参与起义。

根据计划，两航公司将于11月10日各派出十架飞机率先起义飞往大陆。但没想到，离预定的起义日期还剩下不到两天的时间，传出了一个坏消息：两航起义小组的工作被央航副总经理陈文宽察觉了。

陈文宽是中航和央航两个公司的元老级人物，是飞跃驼峰航线的第一个中国机长，还曾经担任过蒋介石的专机驾驶员。好在陈文宽是老飞行员了，对同事们感情很深，所以他并没有将这件事上报给国民党当局。但为了不再继续引起注意，陈卓林当即决定将央航原定的十架起义飞机减为两架，刘敬宜则表示中航的起义飞机依然为十架不变，但起义时间提前到了11月9日。

为了避免怀疑，起义人员在这些航班中安插了几位美籍飞行员，而且机票也照样售出。但在起义的前夜，地面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给美籍飞行员和乘客打了电话，告知因为天气原因，航班取消。这个瞒天过海之计，设计、执行得天衣无缝，不但瞒过了中航的美籍人员，瞒过了机场当局，同样也瞒过了死死盯着“两航”动向的国民党特务。

11月9日凌晨，中航总经理刘敬宜、央航总经理陈卓林乔装登上了一架号称“空中行宫”的CV-240型飞机。在正常的航班表上，这架飞机的目的地是台北桃园机场。清晨6时，12架飞机几乎同时发动，以那架庞大的“空中行宫”为首，搭载着56位起义义士和大量航空器材，一架接着一架呼啸着腾空而去。

机群一脱离塔台管制的控制区，便立即调转机头，冒着被驻桂林国民党空军战斗机追击拦截的危险，向天津、北京方向飞去。8小时后，12架飞机全部在大陆成功降落，其中刘敬宜和陈卓林乘坐的“空中行宫”， 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至此，两航起义获得了巨大成功。同日，两航2000多名员工通电起义。

这次由中国共产党直接策动与组织的爱国壮举，给国民党政权在政治和军事上以了重大打击，切断了国民党政权的西南交通运输通道，配合了人民解放军解放西南，加速了全国大陆解放进程。同时，从香港回到人民政权怀抱的两航起义人员，也成为了新中国民航事业建设的主要技术业务骨干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