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教育界关于大学英语专业转型的呼声由来已久。但究竟怎么转、转向哪里，业内专家学者众说纷纭。

曾经无限风光的英语专业，如今却深陷困顿，甚至被嘲笑为“鸡肋”。

2018年底，上海复旦大学教授、上海高校大学英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蔡基刚的文章《英语专业“病得不轻”》与《文汇报》的报道《大学英语缘何上了专业‘红牌榜’”》，加上网传的《英语专业该不该关停？14位语言界大咖有话说》，接连几篇文章对英语专业乃至大学英语的反思、批评与责难，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素来喜欢花式吐槽英语专业的复旦英文系讲师朱绩崧也说：“英语专业濒危濒死，难道不是因为几十年不务正业，英语教得比新东方还差吗？”金句频出的朱老师对“英专”大有“恨铁不成钢”的意味：“我们这个所谓的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实在是荒于嬉、毁于随、误于庸人蠢货神汉妖婆，太久太久矣。”

对于英语专业的批评，虽仍值得商榷，但足见它当下所面临的困境。正如《文汇报》的报道中提及，在最新的2018年教育部本科专业调整申报中，有五个院校的英语专业将被撤销；浙江省已有十几个院校的外语系开始“关停并转”；中国科技大学英语专业从本科到专业硕士全部撤销，代之以理工复合型人才培养方案……另一方面，即便是身处名校的英语专业，也不可避免地为“生计”发愁：报考的生源，或是其他专业调剂而来，或是冲着名校光环而来，为了英语专业本身而来的学生越来越少，每年从英语专业转出的人数则越来越多；加上读了英语专业，除了掌握英语这项技能之外，其他啥都不懂，在找工作时无比被动。

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201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英语考试简直成“大型翻车现场”。“考研英语一难”“不识rural”“debate是什么意思”竟被顶上微博热搜。

以上种种现实，似乎进一步佐证了英语专业是“鸡肋”的观点。其实，教育界关于大学英语专业转型的呼声由来已久。但究竟怎么转、转向哪里，业内专家学者众说纷纭。

“病得不轻”？

“专业是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有人说专业是人才培养的腰，腰要是不好的话，这个人站不直，挺不起胸、抬不起头。因此，对不起良心的专业应该停办了。”“要消灭水课，打造有创新性、挑战度的金课”。在2018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年会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发言，说要全面整顿本科教学秩序。

一周之后，蔡基刚在《文汇报》第7版撰文《大学英语：如何避免“水课”成就“金课”》指出：我国高校确确实实存在“对不起良心的专业”和“水课”，而且为数不少。就什么是“对不起良心的专业”，蔡基刚认为有以下四条衡量标准：

1）这个专业的培养规格并不是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

2）这个专业的教学内容也不能满足大学生的需求；

3）这个专业之所以存在无非是满足自身学科得以继续保留的依据；

4）这个专业之所以不顾需求继续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无非是这些学生是教授能成为硕导和博导的基本条件。

“如果用‘对不起良心的专业’这四个特点去衡量，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英语专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对不起良心的专业’。”蔡基刚在文中直言不讳。

除了外语类大学、师范类大学和综合性大学，连农业、石油、海洋、医学、邮电、地矿这样的特色院校也都设有英语专业。一个专业点的学生少则上百，多则几千。我国每年英语专业的毕业生有近二十万人。在蔡基刚看来，国家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尤其是对新工科创新人才的培养，并不需要这么多研究英美语言或英美文学的毕业生。

但尽管连年来英语专业进入就业的红黄牌行列，各个高校外语学院还是乐此不疲，大量招收英语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大量引进句法学、语用学、认知语言学、翻译学和英美文学等方向的人才以促进英美语言文学学科的发展。

“在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发展需要和国家与社会需要之间，他们宁肯选择了前者；在牺牲学科硕士博士点，牺牲教授们的学术前途和牺牲学生的利益之间，他们宁肯选择了后者。”蔡基刚说。

因此，他总结道：“英语专业病得不轻”，并为英语专业成为“对得起良心的专业”开出“药方”——除少数高校继续保留英美语言文学方向，走少而精的路线之外，大多数院校要转型到专门用途英语方向，“一个专业只有始终把国家的需要放在第一位，只有积极对标国家战略，这个专业才不会在时代中落伍，做出自己应有的作为。”

也曾风光无限

事实上，英语专业也曾风光无限。它向来是中国与西方世界关系的风向标。

建国初“一边倒”，英语专业大量缩减。上世纪60年代中美关系缓和，英语专业又恢复了一些生气。直到改革开放后，对外经贸和文化交流的需要，以及出国热潮，再次带动英语专业的发展。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英语专业学生的高光时刻。当时，外企大量进入中国，外语人才极为抢手。英语、小语种、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稍微与“国际”沾点边的专业，都成了香饽饽。外企白领是人人向往的阶层，外语专业毕业生也自带光环。

不少原先没有开设英语专业的高校，不管条件是否具备，都争先设立了英语系。上世纪60年代时，全国高校开设英语专业的数量仅有74所，但到了90年代，就变成了200多所。而到现在，全国1145所本科院校，开设英语专业的有994所，占比超过八成。英语专业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高校“第一专业”。

英语专业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也在几十年间不断调试。教育部历年来颁行的教学大纲，基本规定了从“听说读写”四方面进行英语基础技能训练，以及文化知识陶冶的培养框架。而英语专业的核心课程，则是自建国初就照搬国外的精读、泛读课程。

另一方面，英语专业人才的衡量标准，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1950—1980年代，由于学习英语的条件欠缺，必须到英语专业学习。其时，全国懂英语技能，就能满足翻译工作需要，就被视为英语人才。英语专业毕业生在人才市场上是各方争抢的宠儿，不愁找不到工作。

到了1990年代，大部分学生从小学就开始学英语，社会上英语培训机构也日益增多，再加上借助互联网等高科技媒介，英语学习越来越便利，大学生的英语入学水平普遍提高。

仍以语言技能训练为中心的英语专业逐渐失去了吸引力，优质生源开始流向实用性强、就业热门的专业。于是，“复合型英语人才”的概念一度走俏。

在这一培养方针指导下，全国高校英语专业都搞起了“复合型转向”。北京外国语大学从1983年起，就陆续开设了英美文学、国际新闻、国际文化交流等专业。而由英语专业衍生的商务英语、翻译专业，同样遍地开花。

从“热门”到“红牌”

但就在这样形势一片大好的假象下，英语专业逐渐从“热门专业”变成了“红牌专业”。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院长、文学研究院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查明建在《英语专业的困境与出路》一文中指出，英语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方案的初衷，是增强学生的求职竞争力，拓宽毕业生的就业渠道，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由于增加了其他专业课程的学习，学时有限，所以要压缩本来就很少的专业课程，只保留了精读、泛读、听力等语言技能课程。学生只是掌握了基本的语言技能，没有得到真正的专业教育。而所复合的专业知识更是肤浅。”查明建表示，这样一来英语专业和复合的专业知识两方面都有欠缺。而金融、新闻、法律等专业学生入学英语水平，并不比进入英语专业的学生差多少，各大学又普遍加强了英语教学，这些非英语专业的学生既有本专业的知识，英语也达到了六级甚至以上，他们在人才市场上的竞争力就超过了两方面既不专又不精的复合型英语专业毕业生。

此外，英语专业超大规模地发展，每年产出庞大的英语专业毕业生，其专业能力和素质参差不齐，拉低了就业比例，而社会只是从就业率和人才市场竞争力来衡量和评价专业的价值和意义。

对此，知乎答主@筑室就举了这么一个例子：一家企业要招聘一个驻外销售人员，有两个毕业生应聘。一个英语8分、技术8分，熟悉产品的工科生；另一个是英语10分、技术0分，对产品一窍不通的英专生。只掌握单一技能的英专生，短板立刻暴露无遗。

“年复一年，随着毕业生的增多，英语专业原来的崇高声誉，就这样一届届被拉低，其曾经所拥有的令人歆羡的精英光环，就这样一点点地暗淡下去，以至沦为今天的‘红牌专业’。” 查明建对此也颇感无奈。

查明建在文中分析到，探讨其深层原因，则需要追溯这些年来英语专业发展的轨迹。从1950年代起，英语专业就未能按其学科性质和专业要求来建设和发展，而是不断迎合眼前的现实需求，追求短期效应，随波逐流，早已偏离了自己的专业本位而浑然不觉。一旦出现新的现实需求，就去迎合，逐渐丧失自己的专业根据地和专业尊严，自伤专业根基，自毁专业声誉，导致今天陷入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

对不起，我反对！

而在此次争议中，反对蔡基刚观点的学者也大有人在。

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郭英剑直接用《英语专业对不起良心？——对不起，我反对！》为题发文反驳。

郭英剑指出，首先不宜用“对得起和对不起良心”来衡量和评价一个专业，“专业有优劣之分，但其兴衰与否，用‘是否对得起良心’来做道德与伦理拷问，显然用错了词汇。因为即便是对办得好的专业来说，也很难说它就一定对得起良心。”

同样，如果说英语专业“病得不轻”，人们也不难发现，“病友”还不少。郭英剑举例道，比如，如果以就业为导向认为英语专业有问题，那么，英语专业既不是最差也不是很差。

“我一直认为，如果一个专业有病了，还真不能只怪这个专业，因为整个社会都‘生病’了——今天的整个人文学科都有一种生存的焦虑感，而这种焦虑感的问题出在一切都以‘有用与否’有关，或者说，现在的社会是一切都在拿‘实用’做衡量的尺度与评价的标准。雾霾之下，岂有完人？你又怎能去埋怨病人？！”郭英剑说。

西安外国语大学教授孙毅则认为，诚然每年20万的毕业数量确实不少，但实际情况是，40年前的改革开放，我国英语专业迎来了春天。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以英语专业为代表的外语专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又一批语言基本功扎实、具有广阔学术视野的人才，塑造了一个个外语人才培养的成功范例。这些人才工作战斗在教育、新闻、经贸、外交、传播等各条战线上，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专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那么任何一个专业同英语专业相比在发展速度、发展规模、发展层次上似乎都显得逊色。”孙毅表示，英语专业教学的发展，实际上反映并参与着国家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各方面持续迅速的发展，可以预见，国家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的发展会对英语专业提出更高的要求，英语专业也将面临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其实，和其他文科专业相比，英语专业的就业率基本令人满意。孙毅认为，所谓的“连年来进入就业的红黄牌行列，四处沦陷”的说法言过其实，“英语专业连续多年受到考生和家长的青睐和追捧，高考录取分数线连年保持高位，各招生单位录取名额充沛饱满即是佐证。”

此外，郭英剑还反问道：“全国总计12个学科门类超过500家本科专业，未见有一家站出来承认自己是‘对不起良心的专业’，为什么唯有我们英语专业的教授站出来‘认领’责难呢？”在他看来，这恰恰说明了英语专业作为人文学科长于思考、勇于反省、敢于认错并尽力自我修正的最大特征，而且彰显了英语专业所追求的批评性思维能力的一种典型展示。

路在何方？

根据2018年最新颁布的《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显示，目前我国的英语专业，除了涵盖传统的专业门类以外，还开枝散叶，拓展出了商务英语和翻译两个专业，这都是有责任、有担当的外语专业人士审时度势，面对日新月异的办学形势积极而及时地调整和改良。

但英语专业确实是到了重新思考“何谓英语专业”的时候了。

郭英剑说，反对用“是否对得起良心”来评价英语专业，并不代表着要掩盖英语专业存在的问题与现在所面临的挑战。问题与挑战既有来自内部的质疑、批评与责难，更有来自外部的信息技术，如机器翻译所带给整个学科的危机感。

在查明建看来，外语界自身对英语专业学科性质的模糊认识，是长期英语专业实用化、功利化观念发展的结果。长期以来的英语教育功利观、实用观，造成了人们对英语专业的严重误解和偏见，混淆了英语与英语专业、学习英语与英语学习的本质区别，以为英语专业就是学英语，学生掌握了听说读写译的基本技能，就实现了专业培养目标。这种误解和偏见最终导致了英语专业“工具论”，甚至“英语专业不是专业”的错误认识，对英语专业造成了极大伤害。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清华大学和四十年代的西南联大，培养出了例如钱钟书、季羡林、李健吾、吴达元、许国璋、王佐良、周珏良等一批学贯中西的杰出外语人才。其成功的经验，就在于坚守外语教育的人文学科理念，注重人文教育、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结合，而不是将外语专业狭隘地理解为就是学习外语的专业，将外语教育简化为语言技能训练。

“正是误以为英语专业只是学英语的专业，把英语专业教育与大学英语教学的内涵、师资条件和教学要求混为一谈，对办学的专业品质和师资要求认知不足，将开办英语专业的门槛和条件设置得很低。因此，众多大学都办起了英语专业。其后开始的扩大招生，英语专业的规模急剧膨胀，很多缺乏开办英语专业资质的院校也开设了英语专业，师资质量参差不齐，专业资质不足，专业课程开设严重不全，更谈不上课程体系。”查明建表示，在这样的背景下，英语专业的人才培养要求只好一降再降，致使英语专业的毕业生呈现“小才拥挤、大才难觅”的特点。即英语专业毕业生大多具备一定的听说读写译技能，但真正精通英语，具有扎实的专业功底和专业素质，并在事业上有可持续发展能力，能在本专业领域做出一番成就和事业的人不多。而这更加重了人们对英语专业“不是专业，而是技能”的误解和偏见。

查明建表示，要走出当下英语专业的困境，就应正本清源，好好理清英语专业的学科性质、专业内涵和人才培养目标，给予英语专业以准确的学科定位和明确的专业发展和人才培养方向。“学生除学习英语国家文学、社会、历史和文化课程外，还应具有基本的人文学科知识结构。英语专业学生在大学四年，暂且不说中外史哲课程，如果连英美文学、语言学概论、英美社会与文化等最基本的专业课程都没学过，那就算不上是英语专业毕业生，更谈不上是英语专业人才。”

对此，孙毅则认为，作为一个社会承认度高、长盛不衰的经典专业，不能一味地向就业压力低头和妥协，培养优质的外语人才才是应对就业问题的正道和根本法宝。英语专业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理应遵循人文通识教育的基本办学理念，超越过于职业化取向和着眼于短期办学效益的“复合型”培养模式。毕竟高等院校不是原材料的初级“加工厂”，更不是只顾眼前经济利益的培训机构。

可喜的是，有的院校自知英语专业的办学能力不足，自行对英语专业关停并转，将英语师资用于加强大学英语教学。查明建评价：“这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对英语专业来说也是个好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