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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泠一（上海，学者）

当我们徜徉在徐家汇公园的诗意环境时，有谁还记得这里曾经是中国民族橡胶制造业的摇篮？当我们在缅怀改革开放关键年轮的波澜壮阔时，有谁还记得这里曾经的主人翁——大中华橡胶厂员工们当年“舍小家为大家”的牺牲？我记得！

我之所以记得，或者叫曾经难以忘怀、现在是祭奠那远去的波澜，是因为从课堂到实践、从实地交往到决策咨询，我都曾经是她最后的守望者。我第一次知道大中华橡胶厂，是在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本科课堂上。那是1986年下半年，陈绛教授给我们讲中国近代史。住在徐汇区五原路的陈教授，后来成为了我的博士导师。当时我就知道，他是享有国际学术声誉的中国近代经济史权威，十里洋场以及每个代表性民族资本家的宏观、微观史料，掌握得无人能出其右。因此，课堂上他虽然平和但能颠覆传说。

比如传说旧中国啥都不能生产，一个铁钉、一盒火柴和一包水泥都无法制造。陈绛教授却告诉我们：徐家汇的大中华橡胶厂由旅日侨商余芝卿出资8万银元，和薛福基、吴哲生于1926年共同筹建。该厂采用的双钱商标，于1927年10月注册获准；此时有职工83人，10月30日投产，日产套鞋近1000双。这一年，就赢利20万元——以银元计价、一枚银元当时能买两头耕牛！1934年10月则制造出我国第一条汽车轮胎；次年开始批量生产，投放市场，成为中国轮胎工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也就是说，第一双套鞋（雨鞋）和第一条轮胎，都诞生在徐家汇。

我一下子觉得徐家汇好了不起，原来徐光启及其邻居的后代们都是实干兴邦的呀！

1991年，我随父母迁居天钥桥路口的科汇公寓。在五楼的家里就能从窗户看到这大中华橡胶厂，就老想进去看看。第二年机会来了，市社联安排我去给厂领导们讲邓小平理论。记得厂领导很自豪地告诉我：“1982年起，厂子引进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检测设备，94%的产品从设计、制造到检测均采用国际先进标准。1981年就获得美国注册登记，在同行业中首家取得进入美国市场的资格。”

后来，厂领导把团委书记介绍给我。我又促成了社科院团委和橡胶厂团委的联谊。我和他们的友谊维持了八年，但是到了上世纪末，我不怎么敢去大中华橡胶厂做客了，因为搬迁的事情进入议程。

那时，我倒是市政府和区政府的常客，参与或主持城市发展、转型课题研究。且我知道市政府以及徐汇区委、区政府的决心很大。为了环境，为了更合理地引导地面交通压力，为了徐家汇居民的生活环境改善——包括降尘、降噪声，以及大中华本身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必须重新打造区域空间，必须搬迁。我自然在市政府、区政府专门会议上提出了员工安置和补偿问题。我知道这些刚刚置业和初为父母的徐家汇居民、大中华职工，要去很远的老闵行新建基地了。我当时因年轻，还只考虑交通、房屋等补贴以及新建基地的浴室、电影院等福利，没能考虑到幼儿园、小学等家庭发展切身要素。但当时的我已经深刻理解了“改革就是第二次革命”的小平名言，还有什么叫“壮士断腕”；以及共产党员带头“舍小家为大家”！

当时，人们对大中华橡胶厂依依不舍，有的职工几代人一家几口都在该厂工作，关停之后许多职工在大门口拍照留念……那一天，也终于来了。那天，大家一起喊“三、二、一”，然后时任上海市领导亲手按下爆破按钮……之后，我陪泪流满面的兄弟们在对面的衡山电影院，看了场前南斯拉夫的著名电影《桥》。电影叙述二战中的悲壮故事。为了在战役中有效抗击德国法西斯，抵抗力量找到了战略桥梁的设计工程师。为了祖国、为了家乡，后来工程师拿起了卡宾枪，一边掩护战友，一边安装炸药——只有他知道桥的核心爆破点在哪，否则无法炸毁；但他拒绝撤退，选择同归于尽。

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请谁看过电影；十九年了，也不知道兄弟们过得还好吧！